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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前面全喜兄谈了政治宪法，我不用这个概念，用另一种概念，即宪法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宪律（规范文本），一个是宪德（宪法惯例）。
但是，考虑到，这种情形的受害人不可能从其他渠道（如国家赔偿、意外损害补偿基金）获得补偿，许可生产者免责将显然违背产品责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此公式即意味着，如果预防成本小于损失与发生机率的乘积，就认定行为人存在过失。
[39]但是，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调查的13个欧洲国家在基于相邻权提起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广泛地应用着过错责任。而这，就与前述X案中环保局复函中有关排污是否达标不影响污染损害赔偿责任成立的解释不一致。[13]在过错客观化，即从特定加害人主观心理状态转向标准人（即合理的人或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之后，过错要件和违法性要件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重合：仅仅从一个加害行为违反了国家机关经公开发布的有效规定，通常也就可以推定因行为人未尽到标准人的注意，也即有过错。如梁慧星认为：如果产品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则应当解释为‘产品不存在缺陷，于是应当许可生产商通过证明产品符合该强制性标准而获得免责。这种特殊性表现在，它既不以加害人的过错为前提，也不以加害行为的违法性为条件。
而从前述对立法的考察来看，应该说，我国现行立法并未真的在包括环境侵权责任在内的特殊侵权责任中普遍应用此种绝对责任。可参见：张民安：《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他还做了一个超出学者知识范式的预设：未来的30年是后宪政宪法。
后发国家的宪法是社会革命、社会变革的一个文字表达，但宪法一旦出场了就要制止革命不再发生，要维护宪法制度。这在以前的体制中没有提供一个真正理性、正义的制度，现在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未来要展望。展望什么？现在没有很多的宪法改革发生，现在的改革何老师很清楚，首先做的是行政权的限制，比如公众参与，压制一些行政的专横。我本人喜欢从历史的视角理解问题，而且我对我的学生讲我绝对赞成学者关心现实，像北京大学的张千帆教授比较关注重大的事件、维权事件，我不反对，但我认为观察现实事件有知识分子的视角和方法，我认为知识分子其中一个不太重要的方法或者可以被大家忽略不计的方法是往回看，而非往前看，从历史的来龙去脉把握事件的性质和价值，价值不管正面与否。
在这个体制里，让我说三十年最重大的变化是八二宪法废除领导职务终生制。主持人：作为主持人我补充一点，大家看人民怎么推动宪法不仅要看正能量，比如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包括民主自由的学者，还要看到王立军、薄熙来对宪政的影响李，因为王立军的出逃、薄熙来的破产反映了什么问题，现在这种体制玩不下去了，这是非常清楚的。
高全喜：我补充一点，来梵谈到了历次共产党体制下的制宪、修宪过程，从理论上分析很复杂，但简单说，共产党主导的宪法过程，然后颁布了。怎么做？应该采取正常的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议会制或者制宪会议、通过真正来自人民的代表甚至在特殊情况下的全民参与、全民公决诸如此类的形式，真正让人民真实的参加，而非被操作、被人民参与到有关权利的保障、有关组织分配的结构安排，要真正表达他们的意见。现实中制宪权需要代表，主体是人民，但实际上需要代表。所以我一直有这样的偏好，今天也正因为这个偏好来谈谈现行宪法——八二宪法。
林肯那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不是高尚的，很多政治手段是肮脏的，为了拉选票就赋予美国军队以投票权，所以他再次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由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包括现在的劳教，现在说要修改，实际上劳教违宪。所以从三权分立走向三位一体的体制是稳妥的、适当的。后是10年以后的见面，在中宣部的一个评议二审会上。
主持人：来梵教授比王人博要乐观一点，一是宪法不仅颁布了，多少实行了一些。颁布没有问题，但颁布不是制宪的颁布，是以修改宪法的方式颁布的。
我听后觉得这个说法挺新鲜，不要说宪法实施三十周年，要说宪法颁布三十周年。但没想到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一个附产品——自由度空间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乡愁来后怎么办？要么起来战争，要么自己消解乡愁。二是适用时，必须发挥到极致，不能是有限的，不能说只规范作用，规范的作用不能是有限的，必须是能达到极致的才是规范，尽管在适用时没有达到极致，但我们不能说是有限的，我觉得部分可能最好，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这样比较好。这跟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有密切关系。乌龟不活动可以活百年、千年，所以我说是乌龟效应。也就是说在我们宪法中政治的东西是存在的，第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领导，那些不是政治性的东西吗？按照林老师的说法来说，如果把这个条文发挥到极致我佩服，因它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规范，所以宪法是两部分：一方面是规范的，一方面是政治的。现在已经胜利了，共产主义也不谈了，所以大家失去了分享的共同目标体。
所以有一个老话可以概括和西方的差异——山高皇帝远。但还有另外一层，宪法有政治性，或者叫政治宪法，政治宪法包含什么内容？有一些宪法的内容并非完全用法院的系统、权利保障，特别是权利保障条文之后，如果侵犯了个人权利、社会基本权利通过司法权力解决，有一套立宪机制，政府赋权给它。
我转发了：这个讲座既没有政治，也没有未来，只讲历史，不来也罢。国民党的宪制和共产党的宪制，不是国民党玩完了宪制就绝对取代了，中国台湾也是国民党的宪制，所以最后说不清楚是什么关系。
当然人民意识在制宪过程中的贯彻，全喜教授讲了有人民与被人民的问题，我就补充这两点。如果把这30年拉进这样的场域中，可以砍到很多问题，什么问题？我看到最重要的问题是，从鸦片战争到这30年中国没变的是强调整体性，讲总体。
至于你说的防身术，我同意高老师的意见，因为所谓的自由是一种感觉，也就是说如果你哪天觉得你不自由了就需要自由，如果你没有这种愿望，无欲则刚的意思是没有这种欲望就没有自由的要求，随遇而安都可以，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就是这样，敢跟亚历山大大说别遮住我的阳光。无论是国民党的党还是共产党的党是先锋队，和人民有关，所以党、人民和宪法，这三个关系是我们理解中近百年宪法中的核心词或者核心概念，所以我觉得人博教授在短短的半个多小时的讲座将重要的线索补充出来。第三，人博说我们国家没有行宪，你把台湾给忘了，这犯了政治性错误（笑），此问题你得纠偏。矛盾的现象是什么？是如此认真的制宪，行宪却三心二意，不管是否实施，是否好与坏，反正是三心二意，毛泽东说五四宪法是我制定的，我写的什么我都忘了。
政府机构如何具有权力，权力之间如何制衡的一套结构。换句话说一个藏族人不关心谁是国家主席，但绝对知道这个人肯定不是藏族人，这也是一个民族认同问题。
另一个阶段称之为后邓小平时代。以前的共产党转变成各级官僚，各级官僚控制着很多资源，包括人、财、物。
宪法之所以活30年不是宪法自身的力量，是因为这30年决定了宪法可能活30年，中国宪法本身是附产品，是中国社会、政治延伸的附产品。宪法是每一个民主国家最根本的法的渊源，其法律地位和效力是最高的。
这是中国法治的进步还是倒退？不做查证肯定不行。这样的比较视角，这样的方法，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暗指了如何来看这辉煌的十年。端倪是什么？学香港人，香港原来不是民主的，但特区一成立就确立了政府的原则：公开、公正、公平的三公原则。实际除了北京之外，中国很多国民与北京的情感归属非常远，中心不断被边缘化。
我个人认为经济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拯救，至少要有一个十年到更多的时间，我父亲曾说，横有多长，竖就有多长。我们可以用现在宪法中的政治性条文，也可以按照高老师的说法，为什么？我们可以对政府、政党进行评价、提出要求，宪法中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那回到1949年以前，对此怎么解释？即使是按照规范宪法学的规范要求做极致的解释，做有限的解释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不能进行有限，可以做部分。
虽然重庆事件也涉及这些问题，但大家一般不谈，不过谁都知道谈重庆事件必须跟毛泽东思想有关联。什么意思？共产党自己根据自己的经验本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即毛泽东总结的战胜三大的法宝，其中一个法宝是党的建设。
我认为看中国宪法，最好的是《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真正政治协商的民主产物，当时一个平台集中了各个党派的意志，那人民为什么没有出场？是因为共产党代表了人民，各个党派代表了各个阶层的精英，是最民主的一个结果，虽然没有民主程序。你们可以说它的哲学，康德的哲学早就出来了，为什么魏玛宪法没有走得那么好或者1848年的法兰克福宪法没有把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在哲学上可以回溯到康德，但不能将来源回溯到康德，观念可以，但来源是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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